在我刚开始即兴的时候，那时候，还对‘即兴’一词十分陌生，大多时候，我都称之为‘一起玩玩’。
说起第一次拿起话筒，和别人‘一起玩玩’的经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憋出第一个声音之前那三十秒的生硬。话筒，一个声音放大器，对那时的我来说，被放大的必定需要有价值。但在声音未发出之前、未被放置于整个环境与时间之中，如何确定价值？
所以，从我的话筒里第一个传出来的声音，是‘慌不择路’下‘投石问路’的结果，一个由环境和技术促成的契机，也包含选择行动。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投都大于择，堪称一个投机、短视、挥霍和混乱的时期。就算称之为‘试错’都不对，因为不知道什么是错误。但即便如此，一些所谓的生存规则也在大乱斗中慢慢浮现出来。
来自和我‘一起玩玩’的伙伴的反馈是我起初能够在即兴之后接收到的唯一带语言内容和价值判断的信息。在当时的我看来，如果我要想继续玩，就必须尊重这些信息。
记忆犹新的一条是，‘即兴’就像踢足球，是玩与合作的结果，要传球，要给出空间。很多即兴乐手，在与他人演奏时都非常重视这一点。如果其他人太燥，挤破头都挤不进去几个音符，或者一个旋律无止境地在控制其他人的调子，那这样的即兴几乎就是‘差’的。（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合作意识关系到决策的一致性，没有空间就没有可能性。但这其中有一个明显的漏洞，就是忽视了即兴的空间并不像球场，它的体积和边界都是可变的，而声音本身又可以创造客观时间与主观体验上的差异）。
这一条是某一次跟朋友玩玩之后，朋友忍无可忍，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的。可想而知我在即兴时有多吵。但是，把即兴的空间看作球场还是菜场，又是谁规定的呢？这背后的问题，是我要如何看待所谓的‘一起玩玩’，是竞技，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如果是竞技，就存在着‘最好的’，它在哪里，具体标准是什么，谁来判断等等，都是问题，但也因此有迹可循。
如果它不是，问题就大了，它将一直处在像莱姆所说的‘只关心稍纵即逝的事态’的自然演化的状态之中，普适性似乎是唯一的参考，而像鸡冠一样的等等特征，都是次要且几乎不相关的。
‘自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它只是把可能的东西实现。’ - 莱姆，技术大全。
巫鸿的豹迹一书中，讲到魏登的卸下圣体那幅画里，基督的右手上和双脚上的血呈现出了多个时间的不同状态，于是提到了‘小时间’的概念，意思是画作中的同一个地方呈现多个时间维度，每个时间维度都有自己的微叙事。画作是凝固的时间可以有如此呈现，那与时间并行的声音，是否可以把多个 / 所有可能性的趋势都凝固在同一个瞬间，ie, 在一个瞬间呈现多个 / 所有可能性的趋势？这是不是追求某种普适性的体现？
回到前面说的，开始的即兴时期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把可能的东西实现。逐渐地，我发现自己没有标准去判断自己是否有进步。从大肆搜罗所有的素材 —— 我能发出的声音，到自我的怀疑 —— 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的声音，我又回到了那三十秒的纠结之中 —— 价值？
当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在乎，所有的行动 / 选择都是同质的。基因是自由最深的禁锢。一种想要自主的愿望，让我恨不得立刻找到什么东西，结束创作不出任何有差异的东西的局面。
所以我开始潜入即兴背后的文化和音乐语境之中寻找答案。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找对了地方。即兴，作为一个动词，是没有风格与边界的。但许多乐手都在某一架构中，去做这件事情。自由爵士是我接触到的最广泛的即兴架构，也是最有‘竞技’意识的。这几年中，我几乎抛弃了‘只要存在就万事大吉’的想法，看即兴就像在公园看老头下棋，自己要上了，也是不断提醒自己去观察、思考、分析、预期、莫忘全局等等，除了复盘不干。相对之前，我的表现十分谦逊，尊重规则，匹配德行，主张经验主义，这背后都是受着寻找答案的利益驱使，并非本性使然。
终于写到这了，这么一看，虽然我不怎的勤奋刻苦，但总归对待这件事是严肃的。也提醒自己，要找的答案也许根本不在这里。